业绩不佳却要大手笔分红,背后有何考量?

文/每日财报 张恒

当一家银行宣布,其年度净利润仅微增1%至5.88亿元,却决定向股东派发高达17.78亿元的现金红利时,市场难免为之惊讶。这便是港股上市城商行——甘肃银行在披露其2025年财报时,带来的最引人注目的反差。

在净息差持续收窄、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背景下,该行通过计提减值与税务安排,勉强实现了净利润的微弱增长。在“存款涨、贷款降”的保守策略下,甘肃银行反而做出了远超当期利润的“超比例”分红决策。

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系列疑问:在业绩承压之时,甘肃银行为何选择如此慷慨的分配方案?这笔巨额分红的资金究竟从何而来,是可持续的回报,还是一次性的“清仓”?更重要的是,该分红背后,反映了其怎样的经营逻辑与战略考量,又将对这家区域性银行的未来产生何种深远影响?

利润增长靠税务调节,

背后有何“门道”?

看银行财报时,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个现象:一家银行税前利润明明下降了,但最后的净利润却增长了。甘肃银行2025年的业绩就展现了这一幕——税前利润减少,净利润却微增。这看似矛盾,其实背后是会计与税务的“两套算法”在起作用。

简单理解,银行同时要算两笔账:一是会计利润,按会计准则计算,向股东展示经营成果;二是税务利润,按税法规定计算,用于向税务局交税。两者规则常有差异,而其中最关键的一项,就是对待“资产减值损失”的方式。

银行的主要资产是贷款。当预计部分贷款可能难以收回时,会提前计提“坏账准备”(即资产减值损失)。这好比家庭每月从收入中预留一笔“应急储备金”。

在会计上,计提这笔“储备金”后,当期利润就减少了。财报显示,因2025年甘肃银行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置,报告期末计提的信用/资产减值损失有所减少,总额达26.3亿元,同比下降15.2%。受此影响,甘肃银行2025年的税前利润从4.76亿元降到了4.34亿元。

在税务上,税务局认为,贷款只有实际核销时才能算损失、用以抵税。因此,甘肃银行提前计提的这部分,当期不让扣税。

但这笔“提前准备”并未白费。它形成了一项有价值的资产——递延所得税资产。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张“未来免税券”:现在不让扣,但将来贷款真核销时,就能用它来抵税,少交所得税。

2025年因为上述计提减值行为发生,甘肃银行由此确认了更多的“未来免税券”(递延所得税资产),使得当期的所得税费用变成了更大的负数,即财报中所体现的所得税抵免额从1.09亿元增至1.57亿元。

通过如下方式计算,甘肃银行所得税抵免增加0.48亿元,完全覆盖了税前利润的减少额(0.42亿)还有余,所以最终净利润反而实现了微增。

这完全是正常且常见的财务处理方式,尤其在银行业。它体现了审慎经营的原则,银行宁愿在利润中提前“挤水分”(计提减值),夯实资产基础,同时也为未来储备了税收资源。

然而,作为投资者,我们也应理性看待,这种净利润增长主要源于税务调整,更多是依赖减值损失计提减少所带来的利润释放,而非主营业务扩张。若一家银行长期依靠此类会计处理维持利润,而其营收与现金流增长乏力,则自身核心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仍需深入审视。

甘肃银行2025年财报中一些相关指标正面临着严峻压力,就是该情况的集中体现。以下,我们具体分析。

主营业务承压,

资产质量难言轻松

从创收能力来看,甘肃银行2025年的表现算不上优秀。去年全年实现总营收54.21亿元,同比下降8.96%,虽然较2024年的-10.67%营收降幅有所改善,但其中占据营收大头的利息净收入下滑依然成为主要拖累,好在中间业务及与投资相关的债券业务实现了一定增长,因此部分抵消了主业萎缩影响。

具体来看,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,报告期末该行生息资产收益率为2.88%,同比大幅下降41个基点;由于市场利率下降及甘肃银行主动压降负债成本,使得计息负债成本降至1.93%,同比压降34个基点。资产端收益下降幅度难以有效覆盖成本压降幅度,因此导致净息差持续下降,同比下滑9个基点至1.09%;净利差达0.95%,同比下降7个基点。

但与2024年净息差降幅为30个基点对比,可见该行息差降幅是有很显著改善收窄的。这也说明甘肃银行正通过有效压降负债成本,部分抵消了市场利率下行的影响,盈利能力恶化的趋势正在放缓。受此影响,该行利息净收入虽然同比下滑4.81%至44.13亿元,但降幅较2024年的-14.69%也有明显的收窄。

2025年该行实现非利息净收入10.08亿元,同比大幅下降23.52%,各项指标表现分化。其中,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4.48亿元,同比增长11.93%,主要由于其加大对理财业务和保理业务营销力度,理财服务手续费收入和保理手续费收入增加所致。

与市场投资交易相关的交易净收益(主要来自短期买卖,如股票、债券,目的是赚取价差,波动较大),以及投资证券净收益(主要来自持有债券等获得的利息,目的是长期投资,相对稳定),报告期内甘肃银行合计实现收入5.34亿元,同比大降38.63%。前者为主要扰动变量,降幅达58.45%;后者则呈现爆发式增长,一年内净增加1.48亿元,占同期归母净利润的近三分之一。

这说明了,甘肃银行的投资结构正在“弃短求稳”。它主动大幅减少了高风险、波动大的短期交易,转而将更多资金投入能带来稳定利息收入的长期债券。虽然这会导致总投资收益下降,但成功用更可靠的利息收入(占净利润近三分之一)来弥补缺口,说明该行在主动转向更稳健的经营策略。

从规模来看,截至2025年末,甘肃银行总资产达到4358.96亿元,同比增长5.1%,各项存款余额3374.74亿元,增长5.01%,但客户贷款余额却略有下降,达2296.19亿元,较上年末微降0.8%,其中,报告期内该行主动调整资产结构,使得对公贷款减少2.7%;而在大力发展信用卡透支业务及主动向零售调整,加大消费类贷款投放的作用下,其零售贷款微涨0.5%。

存款涨,贷款降,这在已披露2025年业绩报告的众多上市银行中,算是比较少见的。《每日财报》分析认为,这或许与甘肃银行经营策略从追求规模转向注重资产质量有关,主动调整,控制风险。这也反映了该行在复杂环境下的审慎选择:努力揽储以备不时之需,同时精挑细选贷款项目,宁可少赚,也要控制不良,保证资产稳当。

其当下难言轻松的资产质量情况,也正侧面印证了这一点。财报数据显示,2025年甘肃银行整体不良率虽与上年末持平,但仍处1.93%的高位。其中,对公贷款不良率同比压降4个基点至1.38%;零售贷款不良率则是同比上升15个基点至4.16%,是全行整体不良率的2倍多。

拆解来看,该行个人经营贷、个人消费贷不良率全面上涨,尤其是前者高达19.92%,快接近20%,在众多上市银行中是较高的存在;后者不良率也上升至3.25%,远超行业平均水平;只仅有房贷不良率是有所下降的,缩减18个基点至1.81%。

同时,报告期末其拨备覆盖率已降至130.83%,创近五年来新低,且已逼近130%-150%的监管下限红线。这意味着,甘肃银行自身缓冲能力更为薄弱,一旦出现违约潮引发的风险事件,可动用的风险缓冲“安全垫”相对有限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以上这种情况,还是建立在该行持续处置甩掉不良资产的基础上。公开数据显示,自2018年H股上市以来,甘肃银行累计完成8笔资产转让,其中大部分是以信贷业务为主的不良资产。其中,2025年更是持续加大了对不良资产处置力度,通过折价转让方式清理风险资产,全年频繁与地方AMC开展处置合作,仅向甘肃长达资产等主体就多次转让不良债权,累计转让低效资产规模达198.94亿元,部分转让项目折价率在一至三折之间,全年因不良资产处置累计亏损约24.44亿元。

客观来说,通过市场化方式持续剥离低效风险资产,有助于缓解甘肃银行的不良资产压力,为轻装上阵扫清障碍。但从目前依旧居高难下的不良率和持续下行的拨备覆盖率来看,该行资产质量的隐忧仍未完全化解,对其后续风险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业绩不佳却要大手笔分红,

背后有何考量?

在2025年业绩承压的背景下,甘肃银行推出17.78亿元股息分配方案,该分红额高达当期净利润三倍,一度引发市场高度热议。为何业绩不佳仍要“超利润分红”?由此会带来哪些影响?《每日财报》认为,这一看似矛盾的操作背后,实则交织着多重现实考量与深层逻辑。

一方面,为弥补历史“欠账”,回应股东诉求。甘肃银行自2018年上市后,连续六年未进行现金分红,仅在2019年6月进行过一次现金分红,由此积累了超过52亿元的留存收益。

长期“零分红”状态已引起股东,尤其是持股比例较高的地方国资股东的不满。此次动用三成留存收益进行分红(17.78亿元分红占52亿元留存收益的比例约为34.2%),实质是对过去六年股东回报缺失的一次性补偿,旨在修复股东关系,稳定治理基础。

另一方面,传递信心信号,试图扭转市场预期。众所周知,作为港股上市的“仙股”,甘肃银行股价长期低迷,市值严重缩水。在主营业务增长乏力、资产质量不佳的背景下,通过超高比例分红制造高股息率,能够在短期内吸引市场关注,提振股价。这虽属短期战术,但也是管理层在缺乏业绩亮点时,为数不多的可用的市场沟通工具。

市场较为积极的态度,也正印证了这一点。在该分红计划随着年报披露的第二天,甘肃银行股价急剧拉升,3月30日当天涨幅高达27.45%,随后至今其股价虽有回调,但已是自2024年10月份以来的最好水平。

此外,可满足地方国资的现金流需求。甘肃银行地方国资股东合计持股超过63%,此次分红中,国资股东可获得约11.26亿元现金,占分红总额的近三分之二。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环境下,这笔分红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相关股东的现金流压力,体现了地方国有金融机构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资金联动。

不过,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。首先会削弱内生资本积累,制约长期发展。大额分红直接消耗了该行多年积累的留存收益,削弱了通过利润留存补充核心资本的能力。在行业息差普遍收窄、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有限的背景下,这可能会限制其未来信贷投放能力和风险抵御空间。

其次是风险缓冲垫被进一步挤压。正如前文所述,该行拨备覆盖率已接近监管容忍下限,资产质量仍面临压力。在此时进行大额现金流出,可能使得自身在面对潜在不良资产暴露时更加被动,风险抵补能力面临考验。

总结而言,甘肃银行的“超利润分红”是一场在业绩压力、股东诉求、市场信心与长期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艰难抉择。它既是对历史问题的补救,也是对现实困境的回应,但其代价是消耗了宝贵的资本储备。对于投资者而言,关键不在于此次分红本身,而在于分红之后,甘肃银行能否真正改善资产质量、稳定息差、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,这才是决定其未来价值的根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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